丝绸之路跨越万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而马匹曾是这条古老通道上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千年文化交流的象征。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马早已升华为中华文化中不朽的精神图腾。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释了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歌如何成为促进新疆与中原文化互动交流的生动媒介。

马与古代诗歌的深厚渊源

郭中华指出，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之间紧密的联系是其鲜明特征。从古至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对马有着深厚的喜爱和饲养。

正因如此，马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创作歌咏的对象。从先秦的《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的“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殿堂中不可或缺的意象。

在文人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坐骑和交通工具的层面，成为精神的象征、情感的寄托、人生的映照；它是一个承载时代脉搏与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更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体与国家的文化纽带。

涉马边塞诗歌如何促进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郭中华认为，历代涉马边塞诗歌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

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方交往的大门随之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建立。《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均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更是成为西汉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叙事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持续不断。前凉政权在高昌设立郡县，中原的制度逐渐向西延伸，同时西域的胡马不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曹植的《白马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的《壮士篇》中的“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虽然是泛泛而写，但“大宛马”和“西北驰”的地理指向明确，隐含着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顶峰时期。一方面，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新确立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尤其是岑参，两次亲赴西域，深入腹地，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篇，为后世边塞书写树立了典范。他诗中描写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生动描绘了以马为代表的西域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从未中断。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廷黻、纪昀等，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边塞作品。

在这些涉马边塞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是“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匹、音乐舞蹈以及军事实践，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人文风情迥异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也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歌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西域的音乐舞蹈，如龟兹乐、疏勒乐，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音等，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的音乐体系，为涉马诗歌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写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具备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促进了西域音乐舞蹈文化在军中及民间的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风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了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库车附近发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些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西域出现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情况，在西域各民族中，精通汉语的人数众多。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以及耶律楚材所言“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都说明了这一点。元代更是涌现出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例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均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作为文学意象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指出，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歌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照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