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中出现的“三佛齐”（亦称“室利佛逝”）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室利佛逝，发源于古印度梵文，是唐朝至明朝时期存在于南海区域的一个古老文明。自唐朝初年兴起，它逐渐演变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尤其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引发了人们对三佛齐真实面貌的探究，以及它与唐宋时期中国之间关系的思考，特别是文明互鉴的模式。
针对这些问题，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了研究古代南海丝路与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他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观念。
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首次了解到“三佛齐”。历史上的三佛齐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 三佛齐（室利佛逝）兴起于唐朝初期。公元686年，室利佛逝的统治者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说服，联合了苏门答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周边岛屿的城邦，为建立一个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南海丝绸之路沿线各大港口城邦的联盟体。
根据《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的区域广阔，涵盖了从泰国东南部海域到马来半岛东岸以南，以及西岸与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这个由“十五州”组成的联盟，曾是中国在文化和经济上重要的交流与贸易伙伴。它以港口为节点，以航线为骨干，通过控制从暹罗的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覆盖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洋网络，将南海丝路沿线的经济贸易据点连接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作为当时苏门答腊东南地区南海最大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聚，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进行补给和维修，而短途航线则在各个港口之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此处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航线都必须经过这个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一个“通道”，更是一个“枢纽”。例如，乳香原本由阿拉伯商人运抵，然后在三佛齐集中，再转销至中国。这使得三佛齐既是中国的主要香料进口地，也是重要的再分配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促使沿线“十五州”形成了一个共享利益的网络，也使三佛齐成为了“南海之中”的贸易中心。
三佛齐联盟的各个国家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既与中国的海域紧密相连，又通过陆海通道与西域各国接壤。这表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交往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系。
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三佛齐处于怎样的地位？双方的关系是怎样的，是附属还是平等交往？
王琛发： 从表面上看，三佛齐确实存在于唐宋王朝的“朝贡—册封体系”之内。然而，从实质上看，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地区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通往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了三佛齐优惠的待遇，积极维护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从而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官方和民间交流得以持续，互惠互利。因此，“朝贡”更多地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从属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与中国往来最为频繁的南海国家之一，共有28次出使记录。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的方式来维持贸易吸引力，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军事干预。相反，通过册封和赠送礼物等方式，中国反而帮助三佛齐巩固了其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其国家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当三佛齐遭遇危机时，唐朝并未改变友好关系，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赐予各种物品，并授予“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使其在区域内获得了更高的声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实质上拥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是如何实现相互影响的？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 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了核心角色，它建立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得中国得以持续融入古代整个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方面，商人通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在此期间，他们形成了稳定的商业网络。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度联系。
这种联系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在东南亚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唐宋钱币：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沉船中也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在海外沉船遗址中，发现了成千上万件日常使用的瓷器。在往返的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互通有无的方式，不断交换香料、南洋特产以及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盆、碗、碟、罐、瓶等器皿外，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往来产品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研磨毛笔字时控制滴水的器皿。这表明，两地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文明互鉴，也构建了跨海相互依存的贸易市场，并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而金刚智、不空等高僧也通过这里来到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医药、工艺、海洋知识等也随着海上贸易的往来而传播。主持编纂《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就是吸收了南海和西域的知识，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往来，绝非仅仅是商业贸易，而是存在着长期、双向、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托海洋与海外世界相连，融入全球交往格局，也打破了过去“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偏见。
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 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首先，互联互通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三佛齐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枢纽，是因为它控制了从南海到西域的关键海上通道节点，这启示我们，畅通的海上通道对区域繁荣至关重要。
其次，贸易互利具有持久的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模式。
第三，文明互鉴具有深刻的可能性。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来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和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方面的领导或制度的强加，而是根植于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