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石窟中，壁画与彩塑所展现的服饰文化，描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服饰演变的轨迹，不仅反映了中国审美观念的变迁，更是一部记录千年流行时尚的史书。

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武琼芳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时，深入探讨了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服饰图像数量、如何进行分类研究，以及这些图像如何证明古丝路沿线多元文化的融合。

敦煌石窟中历代服饰图像的数量与研究分类

武琼芳指出，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保存了跨越一千多年的珍贵服饰图像，从北朝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这些图像因其人物的多样性、历史的连续性以及服饰文化的丰富性，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敦煌石窟中的服饰图像数量庞大，涵盖了世俗人物、僧侣以及融合现实与想象的神祇形象。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仅隋代38年的营建期内，就修建了近100个洞窟，出现了约2000身供养人的服饰形象。可以想象，在延续千年的莫高窟中，服饰图像的总量是极其可观的。

在经变画、故事画等题材的壁画中，每个场景中的人物都穿着符合其所处时代（壁画创作朝代）的服饰。僧侣服饰在千年间的变化相对较小。而菩萨、天人等神祇的服饰，则是由工匠在理解当时服饰的基础上，结合想象创作而成，为现代服饰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最具服饰研究价值的是供养人的服饰。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北凉时期。虽然当时的供养人形象较为简略，但仍能辨识出其服饰特点，带有广义上的“胡服”风格。例如，莫高窟第275窟（北凉）最早的供养人形象，身着窄袖、短上衣、窄腿长裤的袴褶服饰。

在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被士兵剥下扔在地上的强盗衣物，清晰展现了其平铺的款式，如同绘制了服装的平面图，这也是敦煌壁画的独特魅力所在。

服饰图像如何见证丝路沿线多元文化融合

武琼芳表示，古代中国传统服饰以深衣为代表，特点是宽袍大袖。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来自西域的袴褶服饰逐渐被中原汉人接受，并融入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体系。

到了隋代，东西方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如隋炀帝曾西行至甘肃张掖举办“二十七国贸易会”。史料记载，隋代大臣上朝时已穿着袴褶，显示出这种服饰的实用性日益受到重视。

敦煌石窟的隋代壁画中，首次出现了穿着联珠纹锦袍的供养人形象。这种联珠纹织锦据推测源自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国有发现。

历史文献记载，波斯国王曾进献锦袍给隋文帝，其华美令人赞叹。随后，隋文帝命昭武九姓的粟特地区大臣何稠仿制，结果制出了比波斯进献的更精美的锦袍。

至唐代，源自波斯的联珠纹与本土纺织技术和流行图案结合，被中原工匠吸收并本土化改良，形成了中国传统织锦纹样中著名的“陵阳公样”。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实物，既有中亚风格，也有中原风格，直观展现了当时纺织品的精美和织造技艺的高超。

敦煌壁画中的女性服饰尤为多元。西域贵族女性会模仿她们认为时尚的服饰。例如，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一组女供养人图像，根据题记推测她们可能是鲜卑族男性的妻子，但她们却穿着中原汉族女性的交领大袖儒裙，显得飘逸而美观。

敦煌石窟服饰元素的保护、研究与利用

武琼芳强调，当前敦煌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层面。首先，需要向公众展示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服饰形象，并对其所属朝代、穿着者、场合、服饰礼仪规范、具体形制及纺织技术等进行深入研究。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北京服装学院等多家机构联合创办了“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旨在以最快捷、最合理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古代服饰在现代人身上的呈现效果。

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绝色敦煌之夜”服装秀，将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以敦煌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20身世俗供养人画像为参考，采用青绿、土红、土黄、褐黑等主色调，推出了20套艺术复原服饰和80套创新设计服饰。

两年前，敦煌复原服饰展首次“走出国门”，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这25套复原服装遵循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造型，从工艺、面料、色彩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复原。

武琼芳总结道，从服装研究角度看，服饰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要还原外观，还需复原面料的织造工艺、染色方法，以及服装的制作工艺和穿着礼仪等。这需要更多研究者、设计师和敦煌艺术爱好者参与，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让敦煌服饰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